01
平反决定
数十年前，延安地区曾爆发一桩冤案——王实味事件。这一事件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仅震撼了延安及其周边的根据地，同时也吸引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众多人士的瞩目。
1949年，随着毛泽东同志踏入北京城，他得知王实味同志因冤屈而遭受严厉的刑罚，心中愤怒至极。他果断表态，坚决要求为王实味同志平反昭雪。岁月流转，国内外众多人士持续关注此案。在此，我怀着无比荣幸的心情，向大家宣布：王实味同志的问题已实现全面平反。
王实味身陷三重嫌疑指控，分别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潜伏的国民党间谍与特务”，以及“反党五人集团的核心成员”。这三顶帽子均是在1942年所佩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经过将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它们终于得到了一一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2月正式作出决议，明确否定了所谓“反党五人集团”的指控。
1986年8月，经典读物《毛泽东著作选读》正式与读者见面。在该书的一条关于“王实味”的注释中，明确指出：经查证，有关他系潜伏的国民党间谍或特务的传言，已被证实为毫无根据。
”
经重新审视，我们发现在1930年王实味同志暂居于沪上期间，他与北京大学的前辈王凡西、陈清晨（均为托派成员）的交往中，曾对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表示认同与同情，并曾协助翻译过托派文献。在现有的王实味同志的交代材料中，他对于是否参与托派组织的问题多次作出陈述。但在复查过程中，并未找到王实味同志参与托派组织的确切证据。基于此，原1946年对其作出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判定已被撤销，王实味同志在战争时期所遭受的不公处决也得到了平反与昭雪。
王实味
王实味的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结论，其成因可追溯至1942年10月2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常委会所通过的决议。对此，王实味坚称予以否认。
岁末之际，中央社会部康生签署了对其实施逮捕的指令。在拘押过程中，对他的托派关系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审查。他反复无常，时而不得不坦白曾投身于托派组织，时而却又撤回供词，否认自己的说法。公安部决议中提到的“1946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实则指的是中央社会部在拘押审问王实味过程中再次作出的判断。如今，事实已充分证明，这两次判断均无确凿依据。
经过长达49年的冤屈错案，王实味终于实现了彻底的平反，他的名誉得以重光，恢复了“同志”的称号。遗憾的是，他在冤案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至今已有44个春秋。
02
冤案成因？
王实味的冤案，在1942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不幸发生。
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培养理论精英的关键学术机构，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该院的领导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同志担任院长，而范文澜先生则担任副院长。研究院内部设有众多研究部门，涵盖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研究以及俄文研究等多个领域。（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
李维汉，中宣部副部长。（罗迈）身兼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与中国新闻研究室的两位主任之职。
李维汉
1942年之初，张闻天率领团队深入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乡村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在他即将卸任之时，他特地委托李维汉代为处理中央研究院的日常事务。自张闻天离任之后，李维汉便肩负起了中央研究院最高领导者的重任。
王实味，原名叔翰，笔名则源自“实味”二字。他于1906年诞生在河南省的潢川县。中学毕业后，他赴河南留美预备学校深造一年，这段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1925年，王实味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翌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然而，不幸的是，次年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他未能完成学业。
自1930年起，王实味便全身心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与翻译事业中，以此作为自己的生计来源。他笔下的小说作品，如《休息》等，深入人心；而他翻译的佳作，诸如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以及法国作家都德的《萨芙》等，亦广受赞誉。
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成功重返党组织，同年十月，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初抵延安，他在艺术学院担起了教职。不久，他被调至马列学院编译室，全身心投入到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之中。当年，延安解放社推出了《马恩论丛》系列，共计十卷，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卷，便是由他精心翻译而成。此外，他还负责翻译了《列宁选集》中的两卷半内容。
1941年炎炎夏日，马列学院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正式转型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亦随之被调任至该院的中国文艺研究室。该室的研究人员按照学术级别，划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个层次。鉴于王实味在文学创作与翻译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荣膺特别研究员的称号。当时，中国文艺研究室的主管是欧阳山。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盛典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说；紧接着，于2月8日，在延安举行的干部集会上，他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此举正式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
往昔，中共中央党校的壮丽大礼堂正立面显著位置，庄严地刻有毛泽东同志亲笔书写的“实事求是”四个苍劲大字。
随着整风运动的帷幕缓缓拉开，王实味在二月十七日蘸墨挥毫，完成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该文得以在文艺杂志《谷雨》上与读者见面。继此之后，他接连创作了一系列以《野百合花》为总名的杂文，共分为四个篇章。这些篇章分别于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分期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版面上，对诸多令他感到不快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延安虽有瑕疵，对这些瑕疵提出批评实属正当且可行之举。但至于王实味，情形自当别论。站在极端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上，个别人士动辄以夸张和讽刺的口吻，将某些机构在节假日期间举办的文艺晚会誉为延安时代“歌声悠扬，舞姿轻盈，盛世景象”，然而，他们却觉得这种景象与“现实情况”颇显格格不入。
过分强调干部待遇之间微小的区别，将其戏称为“着装分三等，饮食分五级”，并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一个“干部服饰与小型厨房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
将战争逆境中的不时之困，渲染成“青年学子每日仅能领到两碗清淡的粥汤”，“身患疾苦的战友甚至难以喝上一口滚烫的面汤”。
将某些干部的官僚作风泛喻为笼罩其上的“普遍阴霾”，他们常被形容为与民众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隔阂。在延安的岁月里，他们似乎对他人应有的同情与关爱显得匮乏。
竟将政治家与艺术家置于对立的两极，声称艺术家的根本职责是“揭露一切污秽与阴暗”。
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见解，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了普遍的共鸣，引发了众多人陷入思想的迷茫与纷扰。
他主张将整风与检查工作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序推进；在检查过程中，应全面审视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避免单纯关注领导言论的现象；他还强调了勇于自我剖析的必要性；此外，院长、秘书长以及各室主任应自动成为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成员，等等。
王实味驳斥李维汉。他认为，整风的关键在于对领导层进行彻底整顿，必须“斩除冗余”。
我们坚决反对将特定个人未经选举即授予委员职位的做法，主张所有委员必须经由民主选举程序公正选出。
除此之外，我还执笔撰写了《针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的发言提出批评》及《零感两则》等文章，并将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运动特别创刊的墙报《矢与的》的前两期中。
他力主推行“无杂质民主思想”，呼吁大家“务必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并反思“在面对‘权贵”时，是否有所畏惧而不敢直言？”
“我们的目光不应仅局限于本院，而应当放眼整个延安，乃至更广阔的党的领域。”
王实味的这些失当言论在中央研究院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众多青年研究人员纷纷表达出他们的同情之意。
《矢与的》墙报原本展示于中央研究院大院入口处的宽敞平房内，引得众多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士纷至沓来。不久，它被巧妙地转移到布幔之上，置于延安南门外繁华的新市场之中，吸引了更多的人潮，场面异常热闹，仿佛一场热闹非凡的庙会。
王实味的言论及其引发的波澜，迅速吸引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注意。他们将这些文字汇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并通过油印与铅印技术广泛流传。在册子的序言中，他们特意附上了评语：“中共……曾将延安誉为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败横行，领导层路线出现分歧，派系斗争此起彼伏，‘歌咏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景象……让那些响应抗日号召、奔赴陕北的青年们倍感失望，也让众多老共产党员对未来的道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与失落。”
个别出版物甚至专门发行了特刊，其名头为《从〈野百合花〉一文中探析延安的隐秘角落》，试图将其作为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手段。
自5月27日起，为了消除王实味遗留下来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一场覆盖全院的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党的民主与纪律”上，其目的是纠正过度的民主化倾向，确保整风运动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座谈会持续了16天，直至6月11日顺利落下帷幕，期间共举办了14场大会。
自会议开幕之初，康生便迅速切入核心，确切而言，他已牢牢掌握了主导权。康生曾是王明的得力辅佐，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中担任领导职务。1937年，他从苏联返回祖国，自1939年起，他相继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要职。随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肩负起指导整风运动的重任。（主任是毛泽东）任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
康生和毛主席
中央研究院所经历的整风运动，由中直机关总学委负责引领。康生自然而然地肩负起这一运动的直接领导重任，他所提出的观点，遂成为总学委“指示”的代名词。在康生的“引导”下，座谈会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王实味的批判盛会。
座谈会的序幕刚刚拉开，一些同志起初将王实味的问题视为纯粹的思想争论进行批评。然而，短短四日之后，形势便出现了细微的转折。将思想层面的问题拔高至政治高度，明确指出其“不仅暴露了思想上的错误，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取向偏差”。
第6天，多位同志发言。揭示其曾发表过诸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在诸多方面显现出合理性”、“对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存在诸多疑问”、“中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共产国际难逃其责”、“斯大林的个性令人难以接近”等观点。
还有人说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结识了托派成员王凡西及陈清晨（亦称陈其昌），期间曾协助他们翻译托洛茨基《自传》的若干章节。王实味已向党组织交代完毕。。
鉴于这些曝光，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迅速升级，演变为一场围绕“托派思想”及“敌我问题”的激烈较量。
仅剩三日的光景，会议中便有人将王实味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直至会议终章，李维汉在发言中依旧流露出一丝保留。他指出：“王实味的思维明显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他仍旧怀着“挽救”的信念，断言：“王实味仍有摆脱反革命泥沼的可能。”
然而，康生并未满足于此。自1937年从苏联返回延安以来，他屡次以“反托洛茨基英雄”的身份自居，在众多会议上不断对“托洛茨基匪帮”进行抨击，并频繁声称“托匪、敌特（日本特务）以及国特（国民党特务）三者实为勾结一气的奸细。”
康生曾言：“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妨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兔子吞食鸡’，这样的比喻便于记忆。切记，对托派分子的不法行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反王实味斗争的收尾，康生着手企图进一步“加固战果”，意图将“斗争”推向更深的层次。在七八月间，他巧妙地运用“迂回策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引发了新一轮的冲突，目标直指成全（陈传纲）与王里（王汝淇）夫妇与王实味之间的联系。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员，成全与担任妇委职务的王里，曾一同造访中央研究院，对潘芳与宗铮夫妇表达诚挚的问候。值得一提的是，王里与宗铮曾同窗于上海复旦大学。成全住在潘芳与宗铮相邻的窑洞，他们也曾一同访问成全（成全与王里在河南有过相识）。自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友谊越发深厚，频繁聚餐，共享欢乐时光。
历经波折与周折，他们的关系被正式定性为“托派关系”，彼此间的沟通与交往亦被称作“托派组织活动”。最终，他们被定性为“反党五人集团”。
194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作出正式决议，宣布剥夺王实味的党籍。决议明确指出，自1929年起，王实味投身托派活动未曾有片刻间断，其行为被定性为“潜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王实味对这一决议持有异议。次日，他突然音信全无。院党委立刻派遣人员四处搜查，最终在中组部找到了他的踪迹。他跪地痛哭，力图为自己辩护，坚称自己未曾加入托派，恳请党组织不要将他开除党籍。紧接着，在26日，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书，详尽地回顾了“自1930年至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物的交往，已于1941年向党组织做了详尽的汇报”，并着重强调自己“并未加入托派组织”。
他直言不讳，自己所犯的错误性质严重，堪称“损害党的错误”。他深刻剖析，指出错误的根源在于自身“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倾向”、“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忧郁”以及“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此外，他也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神经状态确实出现了异常”。
他诚挚地请求将开除党籍的处罚改为“暂时中止党籍为期六个月”，并郑重誓言“将全力以赴进行自我改造，力争早日回归优秀党员的行列”。此外，他亦衷心期望组织能伸出援手，帮助他“尽快恢复党籍”。
彼时之境，将“托派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国内特务”划为一类，至1942年年底，康生下达了对他们进行逮捕的指令。在监禁期间，继续施行“逼供信”的方法进行审讯。直至1946年，又强行对王实味作出“反革命奸细分子”的判定。
1947年三月，胡宗南所率军队对延安发起猛烈攻势，中央机关随即迅速组织人员有序撤离。在王实味随队伍从延安迁往山西兴县的过程中，他不幸遭遇了错误导致的死刑判决。
康生对李维汉的态度颇显不悦。1942年9月，李维汉接到调令，自中央宣传部及中央研究院的职务上卸任，转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一职。此前，正是李维汉主导了对王实味的批判运动。康生将决断。此后，他不再过问。
李维汉和毛主席
03
复查如何提出？
1978年12月，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公报郑重声明：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恪守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历史中的错误，揭示真相，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团结得到巩固，捍卫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形象。即便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告一段落之后，我们仍需不懈努力，确保这一历史任务的圆满完成。
中央组织部明确指出：“对于任何冤假错案，不论其由何人作出判定、处于何种层级，亦不论其发生于哪个时期、哪次政治运动，均应进行全面审查并予以平反。”文中首提的“无论”，所指为那些曾由毛主席等领导人作出结论的案件；而次提的“无论”，则着重强调，不仅要纠正“文革”期间的不当，还应涵盖“文革”前“四清”、“反右”以及解放前历次政治斗争中遭受不公待遇的案件，同样需得到纠正。此举为王实味冤案的昭雪开辟了道路。
李维汉于1981年正式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对王实味的复查申请。彼时，李老已步入耄耋之年，在经历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及康生的无情迫害后，他身陷囹圄长达七年之久。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才终于重获自由。
李老在囹圄之中，不幸身染重疾，健康状况尚未得到彻底好转。尽管如此，他在肩负党中央所赋予的重任之外，仍旧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整理和撰写个人回忆录的浩大工程。他渴望对自己漫长一生的革命生涯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力求详尽记录历史的真实面貌，从中提炼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以呈献给党的组织。他语气坚定地表示：“这便是我对党作出的最后一份贡献。”
李维汉、周恩来、郭沫若
李老，身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老一辈党员，声望卓著，堪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杰出代表。他曾作为毛泽东同志亲手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一员，与周恩来同志一同踏上欧洲土地，投身于党的创建事业。在“八七会议”后革命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他与瞿秋白同志并肩奋斗，光荣地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三位要员之一。
李老倾注心血编纂的回忆录，详实记载了他从1918年至1964年跨越四十六载的革命历程。书中以集体活动为主线，巧妙地将个人经历穿插其中。在面对个人短板与过失时，他毫无保留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这些宝贵的记忆，在李老生前仅以散落的篇章零星地出现在报端，未能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李老仙逝之后，特设的编纂团队对其进行了精心整理与汇编，编撰成了《回忆与研究》一书，分为上、下两卷。这部著作终于在李老九十寿辰那年——1986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遂成为后人学习与研究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李老的回忆录中，收录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与整风运动》一文，其中详细描述了反王实味斗争的全过程及其所蕴含的深刻教训。在文章的尾声部分，以“一个悬案”为题，提出了对王实味错案进行复查的议题。该文于1981年完成定稿。随后，在1984年7月发行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以及1986年4月出版的李维汉先生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均有收录。然而，尽管如此，彼时，王实味同志的冤案尚未得到昭雪，因此，该章节的内容被尽数删减。
04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所涉及
的托洛茨基派别疑虑，以及在我卸任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之后出现的所谓“反党五人案”。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间的争议。近日，王实味同志的伴侣刘莹同志向我致信，热切请求对王实味同志的情况进行重新评估。据了解，王实味同志亦已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提出申诉，同时，中央调查部正在对潘芳、宗铮同志的问题进行复审。这是一起悬而未决的案件，我坚信中央组织部必将作出公正的裁决。作为涉事者之一，我承担着对党和同志们负责的重大责任，有必要阐明我的立场。
首先，王实味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思想层面的，而非敌对与友好的矛盾。
其次，王实味与托派之间的关联，属于历史范畴，而非当下议题。
第三，王实味所面临的问题是纯属个人性质，并非组织或集团所从事的反党活动。
王实味案件的定性是否构成错案，尚待复审认定。若经复审确认确属错案，即便涉事当事人已不在人世，亦应予以平反昭雪。
在着手撰写本篇报告之际，李老亦向中央组织部递交了一份针对重新审视王实味问题所提出的建议性报告。
在编撰本篇报告的过程中，李老曾向李言求教过他的高见。
李言，在1942年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肩负着延安中央研究院机关党委书记的重任。随后，他被委以重任，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担任党委书记的要职。他忆述道，自1942年4月之始，康生便派遣使者前来，急切敦促其即刻着手撰写一份详尽记录王实味日常表现的报告。使者带来的命令显得格外紧迫，明确要求稿件须立即完成，并随其即刻带走。李言立即完成材料。
王实味的这些观点，纯粹源自于他内心的真挚感受，绝无任何外界因素的诱使或逼迫。因写作匆忙，不慎将“自然流露”一词误记为“热情流露”。
数日之后，康生特地邀请李言参加中央社会部举行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会上，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李言存在的诸多不足。“所谓的‘热情’，实质上是反动的表现！难道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已经动摇，如此轻易地抛弃了吗？”
李言追溯往事，提及康生在会上明确指出王实味的问题具有敌我性质，却未深入剖析具体细节。他对于当时对王实味的指控深感其缺乏充分依据，因此对李老（李维汉）向中组部提出的建议表示出强烈的共鸣。
李老向我咨询此事。温济泽（作者）经过一番商讨，我们的意见最终取得了共识。目前，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主管一职。回顾至1942年，我曾服务于延安中央研究院，担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及学术秘书，该室的主任是艾思奇。在整风运动启动时，我接受了临时指派的任务，协助院党委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初涉院党委的工作领域，我即刻对全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员对王实味的错误思想持有不同程度的同情态度。我深刻认识到，这并非一个可以忽视的小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深入细致、耐心周到的说服和教育手段，予以妥善解决。
座谈会前一天，李言示意我先发表观点，并着重强调，尽管许多人倾向于走向极端民主化，但与王实味之流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他的错误既严重又非偶然发生。
我说：“不行这样提。”
问：“谁的主意？”
他说：“总学委。”
我心中明了，所指的正是康生。于是，我解释说：“刚开始接触党委工作，若这些言论被误读为党委的立场，恐怕会误导方向，引起误解。”
李言听从了我的建议，进而邀请了另一位同志登台发表演讲。在首场的大会中，这位同志严格按照指示，发表了重要讲话。彼时，众多同志普遍倾向于“宁左勿右”，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明确表达了他们对这一观点的支持。
在二次大会上，提议提出。“纵然王实味在组织归属上与我方保持一致，但在思想维度上，他实则已经转变成了我们的对立面。”
我认为持续以当前的方式召开会议并非明智之举，因此向李言表达了我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亦耐心地与王实味进行了深入交流，期望他能意识到自身的过失，并真诚地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与大家产生分歧或陷入僵局。
谈话三四次后，王实味哭诉。“你言辞恳切，使我愿意对此事进行一番查证。但遗憾的是，有人竟对我冠以‘托派’之名，诬陷我为‘反党’，更甚者，将我视作‘敌人’，这些无端的指责让我深感无辜与冤枉。”
在会议的第四天与第五天，我同李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明确强调王实味所涉问题应从思想层面展开讨论。在交谈中，我耐心地引导他，确保将思想上的分歧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避免其升级为政治对立或是演变成反党事件。
李言凝神倾听，神色庄重，紧闭双唇，既无明确赞同，亦无断然反驳，显然是在对我的见解进行深入思考。
康生
隔日，李言严肃言：“你的观点，业已向康生做了详细汇报。他针对此提出了指正，并指出你显现出某种程度的温情主义色彩。他坚信王实味身份复杂，不仅系托派成员，更是国民党蓝衣社的潜伏间谍。在对抗敌人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证据何在？”
李言凝神沉思了片刻，语气沉稳地开口道：“尽管证据已被上级掌握，但它们却未能向我们敞开。”
我以为，康生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与中央情报部部长，其言论自应保持分寸，不至于毫无根据，随意发表胡言。
但是我又想，抵达延安之际，我已在地下战线奋斗多年，饱经五年铁窗生涯，与特务、叛徒和托派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尽管如此，我始终坚信王实味并非邪恶之徒。我遵组织原则相信了康生。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康生其人作为阴谋家、野心家、刽子手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这让我深感痛心。他在党内犯下了数不清的恶行。因此，当李老向我寻求意见之际，我坚信，这正是对王实味案件进行重新审视的恰当时机。
在1981年7月，正值延安中央研究院庆贺建院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众多在京的中央研究院同仁欢聚一堂，共襄盛举，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在会上，众多同志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有必要对王实味的相关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李老亦表示，他已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关于为王实味进行复查的建议，并承诺将亲自负责协助组织部门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以期真相大白。
李维汉和邓小平
05
曲折的过程
1950年七月，毛泽东主席在陈传纲同志的信函中，留下了明确的指示：针对“五人反党集团”的悬案，鉴于证据不足，理应审慎考虑为其平反昭雪。然而，既定的具体措施未能顺利执行。“文化大革命”时期，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不幸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与迫害。为此，我们决定对四位同志被错误地归类为所谓的“五人反党集团”一事进行正式的平反，全面撤销对他们所承受的一切不实指责，并撤销对潘芳、宗铮两位同志的处分，同时恢复他们的名誉。
所谓的“五人反党集团”之指控已被撤销，故而，王实味与该集团之间的关联亦随之消弭。尽管如此，王实味被怀疑为“托派分子”的疑云依旧笼罩，悬而未决。正值中央组织部重新审视王实味案件之时，
1984年的七月与八月，李言与李老相继离我们而去。在生命的尽头，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为中央组织部能够不断深化复查王实味案件的请求表达了强烈的渴望。临终之际，李老卧病于床榻之上，紧紧握住我的手，鼻孔间插着氧气管，尽管言语略显吃力，但每一字每一句都铿锵有力：“王实味……的问题……必须彻底查明……我必须对他……承担责任，……同时，也必须对他的……家人、子女……负责。”李老的临终遗言，我始终铭记于心，至今未曾忘却。
1985年，王凡西再次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中发表了题为《论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的论文，其意图清晰，即“以事实揭示其与我，以及我国托派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文中，王凡西详细阐述了——
往昔，他与王实味一同在20世纪20年代踏入北京大学的大门，并肩战斗于同一中共党支部的旗帜下。然而，岁月更迭，世事变迁，王实味与党组织断绝了联系，与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1930年春季，王凡西在上海偶遇了王实味。在那段岁月里，他们之间的互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光景，然而相会的频率却极为稀少，总共不过十次。与此同时，陈其昌，亦即陈清晨，不仅曾是北京大学的老校友，更是王实味加入党的关键引路人，他与王实味和王凡西亦保持着联系。
现今，王凡西和陈其昌均已加入了托派阵营。过去，他们曾与王实味深入交流关于托派的理论与立场，王实味对其中的某些看法产生了认同感，但对他所谓“另起炉灶”的行动则持不同意见。
此时，王实味与刘莹——同样出身于北大——喜结连理，两人生活虽显拮据，但依靠撰写和翻译小说的稿酬勉力维持生计。王凡西正筹备与几位知己携手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特地邀请王实味担纲翻译此书中《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
王凡西在文中针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对“……托派（如王实味等人）”的描述，我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阐述：
“此语表述略显含糊……王实味曾与陈其昌以及我本人维持一段较为紧密的交往。尽管他在思想领域对托洛茨基的部分观点（特别是文学领域的见解）产生共鸣，但他并未加入中国托派组织。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将王实味看作是持有对托派的同情之情，然而不宜将他简单地划为托派成员之列。”
王凡西文中还说：
需特别指出的是，王实味自1929年至1934年间，与党组织丧失了联系。这一时期，他对于是回归“中央派”还是投入反对派怀抱，曾陷入犹豫与彷徨。但最终，他决然选择站在“中央派”一边，这一决定纯属他个人的独立思考。在他下定决心回归中共组织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割断了与托派友人的所有联系。
1986年，我读那文章。在我看来，王凡西在1985年所提出的见解，与王实味于1941年对中央组织部所做的自我剖析，呈现出惊人的契合之处。此举扫清了王实味平反的“障碍”。
王实味，生于1906年，逝世于1947年，河南潢川人氏。他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且在文学评论及杂文创作领域亦有所建树。曾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关于他涉嫌为隐藏的国民党间谍或特务的指控，经调查核实，实乃毫无根据的谣言。
这部作品于1986年8月正式与公众见面。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对王实味所蒙受的“潜伏的国民党间谍、特务”指控的一次公开洗刷与昭雪。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肩负的责任，迫切地想要为王实味先生洗刷冤屈。李老先生临终前的嘱托，始终如影随形，萦绕在我的心头。如今，李老先生与李言先生均已离世，他们未竟的使命，唯有我们这一代人来继承。于是，在研读王凡西先生的文章，并详尽阅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相关注释之后，我内心激动不已，于1986年11月，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了为王实味先生“托派”问题平反的申请。
在报告中，我深入提出了对自批判王实味事件及其后续在“文革”期间对“三家村”批判历程进行经验梳理的建议。遗憾的是，尽管该报告递交已有时日，却因种种因素，再次被搁置。
1988年3月4日，我再次提交了相关报告。不久之后，5月13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电通知，该报告已转至公安部进行审批。这主要是因为王实味的档案资料存放于公安部，该部门亦承诺将全力配合中央组织部，以确保复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6月30日，公安部委派了两名青年同志与我进行了深入会谈。会谈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复查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我亦向他们慷慨赠送了李老撰写的《一个悬案》一文的油印副本。他们对这项工作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态度。一位资深同志透露，自中学时期便对王实味之事有所耳闻，深知其影响之深远。在阅读完我的报告并聆听了我的详尽陈述之后，他坚定地决定返回工作岗位，向领导汇报此事，并强调必须对此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
此后，他们耗费了数月时光，对一切可资直接或间接证实的线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于年底整理出一份详尽的复查报告。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该报告一度被束之高阁。直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才正式作出了文章开头所述的那项重要决策。
经过49年的冤屈终得昭雪，王实味终于迎来了全面昭雪的曙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的方针，也终于在此次问题上得到了切实贯彻。
当王实味同志终于迎来全面平反的时刻，他的夫人刘莹同志已然迈入了八十五岁之龄。公安部派出两位工作人员前往探望，向她呈交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复查的决定》，并代表机关表达了我方深深的歉意与深切关怀，同时慷慨赠送了1万元慰问金。
在翻阅《决定》之际，刘莹的目光捕捉到了对王实味称呼的微妙变化——从“同志”二字中得以恢复。这一发现令她心中涌动起难以言表的激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尽管如此，她坚定地拒绝了慰问金的接受。不久，她将这笔款项慷慨捐赠给了湖北省十堰市文联，并决定将其设立为青年文学奖金基金，以此作为对王实味的深切缅怀。
06
慰藉关心者
王实味事件，其影响力远播海内外，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或许，我早年曾执笔撰写了一篇题为《斗争日记》的篇章，详尽记录了1942年5月27日至6月11日延安中央研究院举行王实味同志斗争大会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此文在同年6月28日与29日分别连载于《解放日报》，随后迅速在各个根据地及后方广为流传，建国之后更远播海外。或许是出于这个缘由，近些年来，围绕王实味同志的议题，前来采访我、咨询我、致信于我者络绎不绝。
昔日，众多同志在延安积极投身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如今，他们对于为王实味平反昭雪之事，均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1987年的那段岁月里，我有幸在医院与老作家刘雪苇同志不期而遇，彼时他亦卧病在床。在数次对话中，我们时常提及王实味的名字。他向我讲述道：
在那段风云激荡的斗争岁月里，我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了王实味同志所持有的托派思想。未曾预料到，事情会演变成后来那般复杂的地步。我诚挚地恳求，务必推动对王实味同志的平反进程。否则，即便我离去，心中也将无法求得片刻的宁静。
文艺界、理论界与教育领域的同仁，既有相识之友，亦有不曾谋面的陌生人，纷纷就此事向我求教。至今，我依然珍藏那些与之相关的信件。其中一封，是我在1988年7月收到的，信中字迹透露着当时的情景。
近期重读李维汉先生的《回忆与研究》一书，……我对李老先生那极为正直、坦率的学者风范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对于王实味先生平反之事为何迟迟未能解决，我心中不禁生疑。但坚信，在众多历经沧桑的老一辈不懈努力下，公正的结局终将到来。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员，我热切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王实味的深情怀念，刘莹及其子女，亦曾与我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多次相聚。我对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痛苦感同身受。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刘莹如此倾诉道：
“已步入耄耋之年，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日下，内心深处深切期望，在有生之年的晚霞中，能够目睹王实味同志的冤屈得以昭雪，名誉得以恢复。”
不少外籍朋友亦对王实味的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1984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朋友刘慕实的来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我于《斗争日记》中记录的片段，并就此向我征求看法。1986年和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阿普特教授两次访问我国，也都与我深入探讨了关于王实味的诸多问题。
我观察到不少媒体对这一议题的论文和讨论进行了报道。王实味，一个普通的个体，为何即便时隔半个世纪，仍旧引发热议？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关注，更是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强烈期盼，同时也映射出公众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的关心。
我满怀着无尽的哀伤之情，将这段深埋心底多年的记忆笔录下来。愿这篇文章所承载的信息，能为那些关注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仁与朋友们，带来一丝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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